近现代中国与阿拉伯翻译文学续

鉴于二者相类似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状况，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从1840年到1919年与阿拉伯国家从1798到1919年这两个时间跨度内二者的翻译活动，并分析其在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种种相似之处。

　　毋庸置疑，二者的翻译活动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并以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各种介绍西方应用科学以及社会学的书籍首先受到了文人们的关注。在近代中国，许多文人都一直坚持不懈地介绍西方科技与文化。早期有林则徐译的《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和《华事夷言》等（后来被收录在魏源编的《海国图志》中）；肖会裕翻译的《英吉利记》（1842年）；徐继畬译的《环瀛志略》等，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军事、地理各方面状况；十九世纪末期有严复译的《天演论》（1898年）、《原富》（1901——1902年）、《社会通诠》（1904年）、《穆勒名学》（未完，1905年）、《名学浅说》（1909年）、《法意》（1906年）等，集中介绍了当时西方以及日本国情，宣传其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等基本原理的著作，这一时期有很多著作是刚刚在西方问世不久，中国就有了译作，也表现出了文人对西方社会学思潮的密切关注。这些都为传播西方思想文化，让国人了解西方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的译文优美流畅、风格简约通透，都可看作是一笔文学财富。尤其是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关于翻译理论的一些见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及翻译理论的发展。

　　在埃及人民击退法国侵略者之后，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ī 1769-1849）成为埃及的新统治者。他上台后，十分注重发展埃及的科技及军事力量，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军事上的强国。从1826年起，他曾先后派遣多批留学生团，前往欧洲学习其先进的军事、政治、医学、农学以及艺术等技术，以期发展本国科技。以雷法阿•塔赫塔维（Refā‘a al-ΤaHāwī 1801-1873）为代表的一批埃及青年因此而得以广泛的接触西方社会，这些学子们归国后开始了科学翻译运动。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成立了语言学校，教授西方语言以满足翻译的需求，并在1842年成立了翻译处，由雷法阿•塔赫塔维任主席。据统计，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代，一共有191种译作问世，其中关于航海军事学的最多，有64种；医学译作有56种。且大部分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而有关社会科学的一共只有28种（其中教育学2种，逻辑学1种，哲学1种，历史14种，地理3种，旅游4种，意识形态学1种，社会学1种，政治学2种。）文学最少，只有2种。尽管此时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但这毕竟为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而且其中有关社会科学的译作也为社会思想的发展与革新奠定了基础。这种文化交流在易司马仪统治埃及的后期有了更大发展，他注重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建立了许多初高等院校，大量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文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许多毕业于欧美教会学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了躲避奥斯曼的残酷统治，也大量涌入埃及。他们呼吁过自由、有人权的生活，对西方文学也有大量系统的研究，经常在报纸上评论西方歌剧。有了以上诸多前因，阿拉伯国家的近代文学翻译渐渐繁荣起来。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真正的文学翻译活动，基本上兴盛于十九世纪末。并且首先发生在诗歌领域，但其规模和数量都不是很大。在中国，根据钱钟书的观点，认为1864年由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中国人董恂合作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的《人生颂》基本上是最早的译诗。严复在1898年译出的《天演论》里也曾引用英国诗人朴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的《原人篇》片断以及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长诗《尤利西斯》中的一节。独立介绍西方诗歌的中国译者有马君武，曾译过拜伦的诗作《哀希腊》（发表在1905年《新文学》上），以及英国诗人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缝衣曲》（1907年）等；辜鸿铭，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古律己（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古舟子咏》、考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的《痴汉骑马歌》等；苏曼殊，他的第一本译诗集《文学因缘》于1908年出版，1909年又出版了《拜伦诗选》，等等。早在1831——1836年间，埃及文人雷法阿•塔赫塔维于法国留学之时就曾阅读过卢梭、拉辛等人的诗作，并曾尝试做过一些翻译。这些译诗数量不多，也未对当时文坛产生什么影响，但它们可以算做是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最早的翻译诗歌，此后文人也有效仿。诗作翻译影响较大的要数旅居埃及的黎巴嫩文人苏莱曼•布斯塔尼（Sulayman al-Bustānī 1856-1925），他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904年）。为了翻译该部作品，他曾经认真学习希腊文，试图采用新方法，新标准，为阿拉伯国家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此外，现代戏剧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土地上，并且一经发芽，便生的枝繁叶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最初将现代戏剧引进本土是通过演出。1900年，南洋公学学生演出了《经国美谈》，是根据梁启超的译本改编。而1908年李石曾翻译的波兰作家廖•抗夫（Leopolel Kampf 1881——?）的爱国主义剧本《夜未央》，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翻译剧本。据阿英统计，晚清时期中国翻译剧本共有14部。1848年，叙利亚人马龙•奈卡什（Marūn Nigāsh 1817——1855）组织了家庭剧团，将法国诗人莫里哀的戏剧《悭吝人》删改称阿拉伯文剧本上演，他被认为是最先介绍西方戏剧的阿拉伯文人；此后，旅居埃及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文学家赛里姆•奈卡什（Salīm-Naggāsh ?——1884）、艾迪布•伊斯哈格(Adīb Ishāg 1856-1885)、优素福•海亚特（Ūsuf-Khayāt 1938—— ）也翻译并上演了许多外国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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